由于此类运动式的达标建设往往存在严重的预算软约束，项目建设易导致严重的基层负债问题，最终对上级财政形成偿债压力。

  中国的经济改革一直纠结于稳增长和去杠杆、调结构，那么当前宏观调控的方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为何经济的杠杆率不断增加，而需要推动的结构调整却进展甚微？本文希望从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来对做出解释，并提出本轮要有效去杠杆和调结构所需满足的一系列政治条件。而在1990年代，当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开始迅速增长后，制造业发展也基本上以吸收发达国家转移的夕阳产业为主，那时进行技术模仿的难度与成本并不太高。

于是，中央财政支出刚性本身成为了去杠杆的障碍：如果强行去杠杆带来了中央财政收入下滑，这种支出上刚性将会直接影响体制内、体制外的政治稳定。要实现这一点，除了中央必须有打破央企行政性垄断的决心外，还可以利用相应的对外开放措施，以双轨制思路给垄断性国企和教育、医疗等国有事业单位施加更大的改革压力。尤其是当前中国需要更多原创性、集合性的技术创新时，这种阻碍的效应就更显著。一旦钱荒出现，地方政府、国企、乃至银行本身就会倒逼央行继续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当然，上述转移支付模式未必就直接带来宏观经济过热。

1950-60年代中国的财政体制也高度集权，但当时中央对地方基本没有转移支付，中央拿到的钱直接用于满足各个部委及其下属单位的支出。例如，在1980年代的宏观紧缩中，中央虽然上收了投资审批权限，但并未大幅集中财税收入和国企管理权限。面对国新办发布会场众多媒体，重复上述两条解释后，为了给统计局和政府解压，盛来运说出了没被授权公开的观点，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牵引的结果。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迟迟难以消退，国内转型社会的矛盾复杂多变，就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中国经济头顶。张军扩认为，只有依靠更健康、更强劲的发展才能破解风险难题。相反，2013年美国与东亚贸易额为11882亿美元，其中美中贸易额6110亿美元，占51.42%。2月11日，苹果掌舵人库克在参加高盛科技和互联网大会时称，在中国市场旅行和调研后，那里的规模仍然令我震惊。

正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欧玉林所言，离开了中国，美国与东亚地区的合作就有一半落了空。这说明，一者，追赶型增长的减速是阶段性的缓降过程，而非断崖式的速降

尽管由于需要支付此前债务利息，同时地方政府将被禁止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发行债券以及获取银行贷款，但是按照地方化政府目前的收支规模，笔者测算中国面临的实际支出缺口在今年最多达到GDP的4.2%，未来几年的支出缺口将大约占GDP的3%——尽管看起来中国有掉落财政悬崖的危险，但这样的风险是可控的。在此之外，中国也需要采取多种举措来保证有序的去杠杆化，与之对应，货币政策的放松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时对于金融体系的改造也十分必要，中国应该允许民营资本逐步进入金融体系来帮助中小企业融资。比如说一旦将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设定为7%，那么政府应该出台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来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当然，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在外部环境出现改善的状况下，内部政策导向、力度以及执行力仍然是关键。

比如说地方政府已经被允许通过债券市场直接发行债券，这样的一种方式相比于此前的隐性负债事实上是一种明显的进步。中国政府也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提高家庭消费。比如，中国是否面临财政悬崖的问题，其中的主要担忧是因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收紧，从而中国面临比较严峻的投资下滑压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策的有效执行则更加重要，在反腐的过程中，官员不做为也应受到惩罚。

3月中国两会来临，伴随着周六的降息，各种议论再起。正像这些年来笔者强调的，中国政策决策者需要通过各种政策来为整体经济提供信心，这需要一种明确的底线思维。

此外，中国也需要大量的制造业投资来提升整体经济的效率。与此前相比，中国的财政政策的积极不仅体现在政府对于基础设施以及福利网络的投入，更应该体现在通过减税等一系列举措来有效降低消费成本，以鼓励中国中产阶级的潜在消费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需要更加明智和有效的投资。具体来看，如果中国需要达到7%左右的经济增速，过去数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的投资增速需要保持在至少15%。通过发行债券，地方政府可以拉长自身的债务期限，同时其财政收支体系将更加透明，这也是改革带来的倒逼效应。通过降低关税、提升监管水平以及降低物流成本等手段，中国可以达到有效对接世界工厂和国内消费，将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更多地转化为Made for China（为中国造）。事实上，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已经十分庞大，从其海外消费中也可以看出其巨大的消费潜力。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国有金融体系也将为整体经济提供一个有效的安全网。

笔者认为，中国整体政策应该保持定力，既要通过政策调整来推动传统行业的有序地去杠杆，也要通过政策引导来推动服务业和消费的增长。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

此外，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更具有深度以及更加活跃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更加长期稳定的债券发行不仅可以减小地方政府面临的债务问题，也可以助力中国建设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来降低金融风险。其中，中国经济将掉下财政悬崖、中国面临硬着陆风险甚至将迎来金融危机的观点占据了市场主流，甚至一些中国官员也认为经济面临着严峻的风险。

很多市场人士认为中国的投资增速已经过高，同时房地产市场的存货水平已经很高，因此投资的减速将是大概率事件。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

因此，尽管局部风险有一定可能，但过度强调中国面临的财政困难并不可取。但中国的可投资空间仍然很大，在房地产市场之外，中国仍然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其中包括高速铁路、智能电网、教育医疗、社保体系等等。中国经济仍然可以保证7.0%的增速，美国大约能够在今年保持大约3.5%的增速，这两大经济体将为全球经济释放1.5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而欧洲经济在QE（量化宽松）的带动下也可以恢复一定的增长动能。此外，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等方式来引入民间资本，这样不仅引入了更多的资金，同时也有利于培育市场力量来进入传统的垄断领域，这对于中国经济的管理模式来说也是显著的进步。

总体来看，外部环境出现改善的可能性很大。从资金来源来看，中国的储蓄率仍然很高，如果这样宝贵的国内资源不被用于国内投资，将会被迫投资在收益率极低的美国国债上，这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反而会产生釜底抽薪的效果。

在美国经济复苏的带动下，全球经济在未来几年的表现其实值得期待。  新年伊始，对中国经济下滑的担忧再度兴起。

在结构性改革的当口，中国经济更需要保持市场的信心。总体来看，中国仍然可以避免系统性风险

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园林建设和园林循环经济发展是核心支撑之一，也是现代城市清洁、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基石之一。制定城市园林循环经济促进专项法 标准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十三五应加强实施更加积极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综合性财政政策。因此，针对产业园区发展存在的共性潜在问题，制定产业园区循环建设与改造专项法，对于实现园区经济清洁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需要在园林废弃物循环利用领域制定专项实体法，强化城市政府、园林企业和市民在园林循环经济发展中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并制定相应的行政规章制度和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园林废弃物综合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加快实施资源环境税制度 我国矿产资源产权属于国家，但长期被开发者低价使用导致原生资源成本一直较低，相反，再生资源生产成本却一直在上升，使得循环利用资源的比较利益低下，这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存在的一个重大难题。

只是对生产强制回收产品写明了生产者责任。将循环经济促进法修改为循环经济发展法 2009年1月1日生效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对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2013年以来，国际大宗资源性产品价格持续走低，正是出台资源税制度改革的大好时机。废弃物作为资源循环利用，实际上是从源头防止环境污染的基本途径，外部效益大于企业内部效益。